一个人的道路——我的自述 苇岸 我于一九六○年一月七日,出生在北京市昌平县北村。据祖父讲,我们祖先是最早来这里定居的人家之一。 这座村庄,位于我所称的华北大平原开始的地方。它的西部和北部是波浪起伏的环形,即壮美的燕山山脉外缘。每天日落时分,我都幻想跑到山顶上,看看太阳最后降在了什么地方。我曾认定,太阳落山后,是从绕回到东方去的。而我那时的,就是外国。 这个大平原的开端,给了我全部的童年和少年。与所有乡村的孩子一样,它们是由贫匮、欢乐、幻想、游戏、故事、冒险、恐惧、憧憬、农事等等构成的。我时常缅想它们,但我还从未将它们写进我的散文。当我看到“童年是男性人的父亲 " 的说法时,我对他的这句话感触很深。 那时村子东西都有河。村里的很多,一到夏天,有的只用一根扁担就能把来。每年,麻雀都选择井壁的缝隙,做窝生育。雏雀成长中,总有失足掉入井里的。此时如果挑着水桶的大人出现,这个不幸的小生灵便还有获救的可能。 我从小就非常心软,甚至有些极端。我不能看屠宰牲畜或杀一只鸡。我的这种心地,与血缘有关。至今我仍认为,我的四姑是我在这个世界上遇到的最善良的人。这个根本,使我后来对非暴力主义一见倾心。我的散文《四姑》和《上帝之子》,实际从血缘与信念两个方面,间接讲了我自己。 我的乡村童年和少年时代,读物是匮乏的,我现在已全然想不起那时读过什么书了。关于文化,最早给我留下印象的是电影《》和《人参娃娃》。在故事方面,先是叔祖母的民间故事,后是四姑的古典小说。在文学上,四姑是我的启蒙者。而我的祖父,一个秉性鲜明、极重尊严、与所有家庭成员都保持距离的人,给了我另一种精神:从我懂事起,直到一年前,年过八十的老人突然瘫痪,他从未间断每晚睡前的日记。 我对使用文字,很早就有兴趣。中学时,我曾尝试写过小说,一个乡村少年的故事:顽皮,但好心;为了老师午休,试图赶走树上所有的蝉......我这篇唯一的小说,并未写完。我还模仿写了一些动物寓言,它们其实说明了我那时即开始的“载道”倾向。 一九七七年,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这使我稍后得以走进大学的校门。带着喜悦、骄傲和未知,我从乡村中学来到了都市的大学校园。这是一个新的天地,她对我的最大意义,不是课堂,而是视野、志同道合的友谊和图书馆的书籍。“朦胧诗”——一种新鲜的、具有本义色彩的诗歌——在校园的传播,使我的文学热情有了定位。我开始读诗,抄诗,尝试写诗,崇敬诗人,与诗人交往。长久以来,在我的意识里,诗人与诗歌不分。即使是今天,如果我为诗人或作家做了什么,我仍认为,我不是或不单是帮助了他们,而是帮助了文学本身。 我的诗歌时期,对我的散文写作,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除了一种根本的诗人特有的纯粹精神,恰如布罗茨基所讲,散文作家可以向诗歌学到:借助词语在一定的上下文中产生的特定含义和力量;集中的思路;省略去不言自明的赘语。的确,“如果散文作家缺少诗歌创作的经验,他的作品难免累赘冗长和华而不实的弊端”。对我来说,我努力去做的,即是将散文作为诗歌以另一种手段的继续来写作。 我的第一篇散文《去看白桦林》,写于一九八八年初。最终导致我从诗歌转向散文的,是梭罗的《瓦尔登湖》。当我初读这本举世无双的书时,我幸福地感到,我对它的喜爱,超过了任何诗歌。此时我已经有了一个令我满意的工作:与社会可以保持必要的距离,夜晚授课、而将上午——每日官能最清澈的时刻——献给阅读和写作。我的每年暑假的自费旅行,也已进行。到一九九○年,我已走了黄河以北几乎全部省区。 我喜爱的、对我影响较大的、确立了我的信仰、塑造了我写作面貌的作家和诗人,主要有:梭罗、列夫·、泰戈尔、惠特曼、爱默生、纪伯伦、、雅姆、布莱克、黑塞、、年科夫等。这里我想惭愧地说,祖国源远流长的文学,一直未能进入我的视野。一个推崇、夸耀曾拧下过一只麻雀脑袋的人,曾多次向我推荐《厚黑学》,但我从未读过一页。而伟大的《红楼梦》,今天对我依然陌生。不是缺少时间,而是缺少动力和心情。在中国文学里,人们可以看到一切:聪明、智慧、美景、意境、技艺、个人恩怨、明哲保身等等,唯独不见一个作家应有的与万物荣辱与共的灵魂。海子曾说:我恨东方诗人的文人气质,他们把一切都变成趣味。 我的笔名“苇岸”,最初来自北岛的诗《岸》,也有另外的因素。我不仅因“我是岸/我是渔港/我伸展着手臂/等待穷孩子的小船/载回一盏盏灯光”这样的诗句,感到血液激涌;更有一种强烈的与猥琐、、污泥的快乐、瓦全的幸福对立的本能。我这样讲,并非意味我在我的生命衍进中,从未做过使自己愧怍的事情。对于它们,如毛姆在《七十述怀》里写的那样,我希望我说:这不是我做的,而是过去的另一个我做的。 “没有比对人类的爱更富于艺术性的事业”。虽然我是一个作家,但我更喜欢梵·高这句话。我希望我是一个眼里无历史,心中无怨恨的人。每天,无论我遇见了谁,我都把他看作刚刚来到这个世界的人。我曾经想,在我之前,这个世界生活过无数的人,在我之后,这个世界还将有无数的人生活;那么在人类的绵延中,我为什么就与我同时代的这些人们相遇,并生活在一起了呢?我不用偶然来看这个问题,我把它视为一种亲缘。 当然我知道,事情远非这么理想和浪漫。但我愿意像古罗马的那位皇帝马可·奥勒留那样,每天早晨对自己说:今天我要见到一个我主动问候他,他却视我别有企图的人;一个除了自己的利益圈子,对一切都冷漠无情的人;一个把比他人生活得优渥,看作人生最大幸福的人;一个将“无度不丈夫”,当作“无毒不丈夫”奉行的人......他们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们无知。 再过两个月,就是我三十五岁的生日了。在我的一生中,我希望我成为一个“人类的增光者”。我希望在我晚年的时候,我能够借用夸的诗歌说:“爱,以神奇的力量,/使我出类拔萃。” 一九九四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