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庞大的体系,由于时代的局限,其内容毋庸讳言有若干消极的成分,但其中也有大量的积极因素。比如主张 “为政以德”,提倡以德服人,“行仁政而”,“爱人”。重视义利之辨,把“义”看得比“利”更为重要,称 :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义与,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虽桀纣亦不能去民之好义,然而能使其好义不胜其欲利也。故义胜为治世,者为乱世”。“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凡欲为学,当先识义利公私之辨”。 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些积极因素,无疑是优秀的,是有利于社会和谐安定和进步的。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在中国古代历史上长盛不衰,其原因当即在于这里。 自幼受到良好、系统的儒家经典教育。四岁时,其父死去,其母 “教之诲之,口授《》、《学》、《庸》,辄能成诵”。以后又“习《诗》,已习《尚书》,以《大戴礼》举嘉靖己酉乡试”。在学习中,他很注意分别是非,“在郡庠时独与一二同志辨学”。这使他自然而然地受到传统文化重视义利之辨、仁爱为民等优秀成分的陶冶。于是他“稍知识,直欲学做圣贤,而纷纷世态皆无当于心”。“直欲以圣贤之所已据守行之”,对人对己惟望“执我经书死本行之”,反对依从俗套。认为“君子之仕,所以行其义”,学者,内以修身,外以为民 ; 爵位者,所托以为民之器也 ”,“丈夫所志在经国,期使四海皆袵席”。既然有如此之志向,其之能够坚持洁己洁人、反对贪黩,自是毫不奇怪。由此可知,之能够洁己洁人,实与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优秀成分的陶冶,密不可分。 ——南炳文《之廉洁反贪与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