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是相对于“西学”而言的。从逻辑上说，甚至是先有西学，然后才有国学之说。晚清以前，中国士人生活于自己构想的“天下”中，不知有“西学”，也就不会说“国学”。文明尽在中国，只有中国有学，何以分中、 待到19世纪末，因为甲午战败，士大夫产生了文化危机感，开始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与日本。作为保守主义者，敏锐地感受到西方学术的压力，作为一种反拨，他撰写《劝学篇》，告诫士人和政府，应以“旧学为体，西学为用”。后来将其改写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广为流传。 不过，推测起来，“旧学”、“中学”与“国学”，还是大为不同的。____________。“国学”一词凸显了“国族”(nation)意识。应当说，“国学”概念的出现，晚于中学、旧学，它是在国人，尤其是精英知识分子具有十分清醒的文化国族意识之后才出现的。 这种意识的自觉当在现代学术体制建立之后。清末废科举，大学、研究所、学会之类的现代学术体制兴起。它们带来了现代学术，这种现代学术最初必然完全搬自西方。有识之士很快就意识到，自然科学因其客观性、物质性而与国族、传统无关，人文社会领域的学问却不可能与国族脱节，因为这些学问皆关乎生活于具体文化、传统、社会中的人。于是，在这个知识领域，“国”与“学”发生了特殊的关系。 阐述学术独立之义，特别揭示一点：“凡一独立国家，其学问皆有独立之可能与必要。”曾说过一段很著名的话：“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所昭示者也。” 仔细分析即可发现，此处所谓“国学”，是指中国作为现代国家所需之学。套用林肯的名言，此国学是发生于中国、由中国人所为、为中国富强繁荣之学。他们把国学视为现代国家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既然现代中国本来就具有现代性，“国学”自然不能是自我封闭之学。现代中国的学人置身开放的知识世界中，吸收外来之学，不忘中国原有知识传统，面对中国问题，构造出一个具有生命力的学问系统。 根据上述文字，下面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